提起红军长征中的“关键转折”会议，大家一定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有一场鲜为人知的重要会议，它虽然没有遵义会议出名气大，但是却正式下文确立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各项内容 ，并解决了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具体分工问题，这场会议就是1935年2月5日至9日举行的扎西会议。
在扎西会议中，对党负总责（在当时相当于党的最高职务）这个重任由博古落到到另一个人身上，他的名字就是洛甫。
那么洛甫是谁？他为何能代替博古对党负总责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提起洛甫，很多人可能都很陌生，但是提起张闻天这个名字大家想必一定都知道。对了！洛甫就是张闻天的化 名。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上海南汇人，生于1900年8月，比毛主席小七岁。他很早就参加革命，曾留学苏联，和王明、博古都是在苏联学习时期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在建党初期，作为“国际大后方”的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力非常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具有“留苏”经历的博古获得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在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排第一，而和博古一样具有“留苏”经历的洛甫，则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排第二。
此时两人在立场上还是基本一致的，然而随着上海形势的严峻，临时中央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洛甫到达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与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硬碰硬”的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开始与博古产生分歧。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后，队伍从8万锐减到3万余人，这一战成为红军上下层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不满的爆发点，之后洛甫与王家祥在黄平一处橘园里深入交谈。
王稼祥：“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洛甫：“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洛甫和王稼祥的“橘园谈话”，为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后续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的铺垫。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对失利原因“轻描淡写”，企图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洛甫第一个站出来与之针锋相对，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李二人“左倾”军事指挥的失误造成的。洛甫当时的身份十分重要，他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是给会议定了一个基调。随后王稼祥更是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投出关键一票。经过最终的讨论，这次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在中央统治，使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力。
可以说，这次会议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洛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变被动为主动，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逐步摆脱“处处挨打”的局面，1935年2月5日-9日，红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威信县后举行了扎西会议，洛甫负责主持本次会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项文件为落实遵义会议的各项内容做了正式的明文确认。同时会议决定，正式由洛甫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洛甫挑起“总负责”这个重任后，和主席、周恩来、朱老总、王稼祥等人一道指挥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克腊子口完成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洛甫又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等重大事务，可以说在担任“总负责”的三年多时间里，洛甫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根据组织工作安排，他主动让贤离开“负总责”的岗位，专门负责宣传领域和干部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洛甫又主动请缨奔赴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合江省省委书记、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辽东省省委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发挥自己的理论和经济才能，主持东北根据地建设，为我军抢占东北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上级工作安排，洛甫又转入外交领域，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立下很大功劳。1976年7月1日，洛甫因病在江苏无锡去世，享年76岁。
值得一提的是，洛甫对自己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当年儿子张虹生想考外交学院，就想拖父亲的关系，然而洛甫却拒绝说：“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后来儿子张虹生进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当起了一名普通的管理员，直到2001年退休。大女儿则留在上海老家务农，后来进城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二女儿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后来由于部门精简自主择业，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到一家自行车车厂继续当打字员，如今已经退休。洛甫的子女虽然不像其他“红二代”那样耀眼，但是他们继承着父亲的红色精神，让我们向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们致敬，祝福他们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