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明朝文人施耐庵的成名之作，成书于明朝初年，当时，《水浒传》一经推出，很快就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行，明中期以后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书中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从而成为李自成等农民大起义的精神力量。

《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情况，当时政治腐败，政以贿成，党争不断，各种苛捐杂税逼得老百姓难以为生。书中所说的“生辰纲”、“花石纲”等等，显然都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官逼民反，于是就出现了宋江、方腊等领导的北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北宋末年的情况和明朝末年的情况极为相似，李自成等仿效宋江等人揭竿造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天启二年（1622），山东的白莲教徒徐鸿儒率众起义，建年号“大成兴胜”，设官建制，众至十余万。

他们还一度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并得到四川白莲教的响应。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给明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敲响了警钟。

在天启皇帝在位的七年间，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是连绵不断。如果说，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已经阴云密布并不时传来雷声的话，那末，崇祯年间就是雷鸣电闪、急风暴雨的时期了。

崇祯帝即位当年，在陕西澄城发生了以王二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从而揭开了以陕西为中心的明末大起义的序幕。

崇祯皇帝即位当年是天启七年（1627），陕西一带就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澄城和邻近的白水县本来就地贫民穷，连年的旱灾更迫使老百姓大批逃亡，致使这里的大片土地荒芜。

明朝各级官府不但不想法对老百姓进行救济，反而一再向未逃的老百姓追逼钱粮，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澄城知县张斗耀就是这样一个以逼钱粮为能的地方官。这年本来是个灾年，张斗耀在秋后仍继续向饱受饥荒之苦的农民追逼。

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满腔怒火的饥民冲入县衙，杀死澄城知县张斗耀，聚集山中，继续与官府对抗。饥饿的农民纷纷归附，人数越来越多。

王二初举事时，他带领的数百人“皆以墨涂面”，意在使官府认不出造反的人是谁。

王二也说不上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是劫官府，抢仓库，以求一饱。他们在蒲州和韩城一带往来动掠，并一度攻破宜君县城，将狱中的犯人全部放出，有些犯人也就加入到王二的队伍中。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胡廷宴，年老庸惰，特别厌恶别人向他报告农民造反的事。各县派人向他报告农民叛乱，他甚至命衙役将报讯的人痛打一顿，说这不过是一群饥饿的群氓，不久就会自散。农民造反的规模越来越大，胡廷宴这才惊慌起来。

他自己束手无策，便说是边兵带头暴动，要延绥巡抚岳声和来处置。岳声和特别忌讳别人说“边兵为盗”的事，把责任又推给内地。两边抚互相推诿隐欺，使事态未能得到及时控制，致使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终于酿成燎原之势。

当时承平日久，突然发生农民造反，人无固志，官府懈怠，这为农民军的初期发展提供了机会。

王二造反犹如在遍布干柴的陕西大地放了一把火，火星溅处便烈焰顿起，于是便很快呈现出烽火连天的局面。

同一年冬天，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领杨六郎、不沾泥等起事，先是抢劫富家粮食。地方官前往捕治，他们便武装反抗，遂“聚为盗”，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王嘉胤不久和王二汇合，众至五六千人，活动在陕北的黄龙山一带。

在崇祯元年起事的农民军有好多支。例如，高迎祥起事于安塞，自称“闯王”；王左挂（原名王之爵）起事于宜川，与他同时并起的还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王大梁起事于汉南，自称大梁王，很快纠集起三千多人，攻克了陕西的洛阳，并一度逼近汉中府的所在地南郑县。

在此后的两年间，陕西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简直多得不可胜数。从明末清初的有关记载来看，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军不下一二百股，小股几百人，上千人，大股上万人，甚至数万人。

当时在山东等地也发生了多股农民起义，只是因为当地驻军较少，哗变的较少，起义的规模不如陕西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紫金梁（王自用，又称王和尚）、神一魁、神一元、混世王（武自强）、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闯塌天（刘国龙）、过天星（张天琳）、满天星（高汝砺）、蝎子块（拓养坤）、上天猴（刘九思）、独行狼（苗明阳）、点灯子（赵胜，又名赵四儿）、整齐王（张胖子）、黑煞神(张宠）、乱世王（郭应聘）、二郎神（南汝近）等等，难以详举。

也就是在这时，号称八大王的张献忠和号称“闯将”的李自成都拉起了队伍，投身到起义中来。

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人人都有诨号。李自成原称“八队闯将”，后称“闯王”。其他起义军首领的诨号更是五花八门。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问题，也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特点。

首领们不用真名，而用诨号，其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一旦起义失败，他们还可以回乡当普通农民，不至于使官府分辨出谁是造反的首领。另外，首领们使用诨号也有显示自己勇武的意思。同时，起义军首领使用诨号的做法也和《水浒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书中颂扬了那种不畏强权、敢于造反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了中国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宝贵财富，也是一种优良传统。

李自成大起义也可视为这种传统的一个体现。

像《水浒传》上的英雄们都有诨号那样，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们也都有自己的诨号。这类诨号大体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沿袭《水浒传》上的叫法，如黑旋风、混江龙、一丈青等等；第二类是对《水浒传》上的叫法略加改变，如九条龙、托塔王、飞天虎、紫金龙、混世王等等；第三类则是模仿《水浒传》上的叫法，另起一个新的诨号，如不沾泥、独行狼、闯塌天、革里眼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直接用古人的真名作为诨号的，如曹操、关索、黄巢、马超等等。

大概明朝统治者看到了《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影响，所以于崇祯十五年明廷申令全国，将《水浒传》定为禁书，不准民间私印或私自收藏。

这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水浒传》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我们还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前期，几乎每个起义首领都使用诨号。到了后期，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不少起义军首领开始使用真实姓名，如刘宗敏、田见秀、李定国等等。

这表明，随着农民起义军力量的壮大，起义首领们的自信心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