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石头胡同一角（1917-1920）
上海公共租界鸟瞰（1930年）。那里的娼妓密度曾居世界都市之首。
“摇号政策”并非是现代城市管理专有的产物。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20年12月21日，一场“摇号取缔妓院”的雷霆行动，曾领风气之先，垂范民国。之后，持续数十年的“禁娼”运动，也在各地上演。所谓“民国不禁娼”，仿佛是我们错看了那个时代。
当时，世界上娼妓密集度最高的城市，是中国上海；而上海“公娼”最密集之处，在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不堪忍受“污名”的上海市政府难得“硬气”了一把，逼迫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率先对辖内的妓院采取强制取缔措施。
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有一调查称：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有9791人，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尚不在此列。
民国六年（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S.D.Gamble) 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
民国九年（1920年）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上海娼妓总数为60141人。
（《新闻午报》2005.3.11刊《上海妓女比例曾居世界首位》）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迫于直系军阀控制的市政府压力，匆忙制定了一部《妓院领照章程》，规定“无照经营为非法”“妓院不分中西、华妓不分等级，一律实行摇珠禁娼”——也就是已获得营业执照的妓院随机摇号，摇到谁，谁就关门歇业。租界承诺，“若干年内禁绝娼妓”。
1920年12月21日，一场关系娼妓行业命运的摇珠仪式，在上海市南京路议事厅举行。标着妓院执照号码和门牌号的数珠，被纳入箱中混合摇匀，随机抽出，凡摇到号码的妓院，限令停止营业。第一批摇号后，租界工部局当即登报宣布取消173家妓院（也有说是174家）营业权，500名妓女被“转移”。有意思的是，这场雷霆行动，居然在动荡的直奉大战期间，没有半途而废。两年之后，公共租界举行第二次摇珠，两次共使得40%的妓院关门歇业。到1924年12月31日，上海公共租界区域内的妓院已全部被取缔。形势看起来很是喜人。
不过，这仅仅是“看起来很美”。法租界并不买上海市政府的账，在公共租界“被转移”的妓女，在法租界以“舞女”的名义重操旧业。而当时租界外由北洋政府管理的上海滩，依旧执行公娼合法准入的政策。更加讽刺的是，1925年，随着第三次直奉战争的落幕， 已经“禁娼”的公共租界，有 “秦云”和“妙凤楼” 两家妓院重新迁回，挂牌接客。随后，之前关闭的妓院又纷纷开张营业。
民国十年上海市颁发的《妓女请领许可执照申请书》
民国十年天津市颁发的《妓女请领许可执照申请书》
民国沪上娼妓旧影。倚门卖笑的人生，多非自愿。
娼妓“出局”，一般是先由客人到饭店定好酒席，然后填好局票送去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安排人出局。
随着1928年北伐战争的结束，北洋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国民革命政府开始维持全国一统的表面局面。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那场“摇号表演”，给换了主人的中华民国，一个塑造新面貌的信号。摇号废娼，仅仅是民国持续近十几年“禁娼”运动的一个序幕。接下来，一场席卷江苏、安徽、浙江甚至京津、东三省的“禁娼”运动，让民国精神生活面貌大有焕然一新的势头。
比如，苏州本就是出名的温柔乡，在这次运动中，政府干脆下令直接取缔娼妓行业，连摇号都免了——“中下等亦全禁，留上等数家限10日内停业”。南京作为名义首都，力度也够狠，下令宣布停征“花捐”——所谓花捐，就是妓捐，妓院执业，妓女从业，都要向政府缴纳税费；这块收入，是当时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成立的女权运动同盟会，也将"禁止公娼"列为纲领之一。而奉系控制的东三省也停止颁发妓女从业许可证，从源头上表态“不允许新增妓女营业”。
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领衔，宣布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禁娼依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更定刑律，以“侵犯个人自由罪”“违反伦理罪”“违反婚姻及家庭罪”，对营娼做妓从严问罪。
蒋宋夫妻主导下的“新生活运动”，成为所谓“民国黄金十年”的一张名片。可惜，悬浮于时代，无济于事。，
“新生活运动”对男女婚恋关系的重新定义，也是这场运动的要旨。
整个民国，“禁娼”喊得很响，做得也很绝，但反噬效果却很糟糕。禁绝从业的娼妓并没有离开这个行业，相反，得不到政府监管的妓女不得不转入地下。于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街头，报纸杂志上最常见的广告内容就是治疗花柳病——性病的流行让军队也难以幸免。借着“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曾在1934年饬令时任北平市长的袁良全面检治市辖妓女，但这位袁市长以“缺经费、少设备、人多离散”为由多番推搪，结果便不了了之了。
民国时期药品广告宣传单：朱济平特效花柳丸
1919年前后的北京石头胡同28号
这幅摄于北京石头胡同28号的“云兰阁小班”门楣旧照，就很能说明些问题。所谓石头胡同，就是著名的前门“八大胡同”之一。小班，就是一等妓院。这里，是老北京甚至是民国时著名的烟花地。在这张照片右侧，有块“王秀卿”的幌子。这王秀卿是河北保定人，原先在北京，后受禁娼影响，跑到了太原当红妓院“晏乐班”赚取营生，混得非常好。
王秀卿：保定人，在晏乐班上捐，因面貌俊美。某名士特赠以对联文曰：“秀色宜人人宜秀；卿须怜我我怜卿。”该班老板名翠春，苏北徐州人，年40余岁，手段极为高明。时秀卿嫖客中有名“黑倭虎”者，因酒醉大闹晏乐班，老板翠春不仅不告警问罪，反而满口自认“不是”，同时每见嫖客来势不妙，便主动上前赔礼，这种望风转舵，乃青翠老板的拿手诀窍。因此，当时的晏乐班相当活跃，嫖客门庭若市，可谓红极一时的妓院。（任步魁《旧太原的娼妓》）
在石头胡同的云兰阁小班是当时热门的一等妓院
当时，一部分公娼被迫从良，可多数地方政府不过驱赶了事，这些人换个城市继续做，可多数没有王秀卿那么好的运气，往往公娼变私娼，数量上并没有实质减少，而从卫生到治安的风险，反而升高了。据统计，解放后上海收容的第一批515名妓女的检查情况就很不乐观，患性病者就有463名，占到了89.9%。而在北京收容的1303名妓女的检查中，患病人数比例更高，达96.6%，无病者仅为44人。（傅小正《民国妓女与禁娼运动）多数感染者，都属于消失在当时民国政府管控之外的“野妓暗娼”。
另外，受制于民国混乱的政局，不是所有官员都愿意用“断财路”来“保乌纱”的。
娼妓业的“花捐”，是民国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源之一。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民国二十九年《年报》记录，仅租界所收“花捐”即合值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一省“花捐”的丰厚，可想而知。因此，对“用钱养枪”的地方政府而言，轻言放弃这块肥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比如军阀陈炯明上台时，广东所有的妓院都被关了；但当龙济光主政广东后，广州吃花酒最著名的陈塘与东堤，大小妓院一夜之间又恢复如常。山西太原在1927年才下令禁娼。仅仅三年之后，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娼妓业又死灰复燃，复业上捐者较前几年更多，阎锡山控制下的山西政府也乐见收入增加，反而比之前更加支持。
于是，“民国不禁娼”的错觉，便在这样一个愈禁愈烈的怪圈里，潜滋暗长。
从本质上说，民国娼妓的存在，满足了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最赤裸的生理满足，也产生了那个糊涂乱世里最无耻的财富聚敛途径——让当权者，用自己的权力，痛下决心根除动物的欲望，舍弃躺赢的利益，那是顶难的事情。 民国的权力格局、制度环境和社会治理能力，都决定了所谓的“废娼”，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政治表演。
当然，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真正把这件事做成的，还得等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用了7年时间，全面彻底地消灭了公娼、暗娼等各种卖淫活动。
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真正给了这些受迫害的女性以尊严和自由。
由此可知，只有且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现代社会制度，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公共福利的支出，真正切断“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毛泽东语），将贫富差距降低到合理范围，使民有所“养”更有所“教”，才能从根源上真正终结“娼妓”这一可悲可耻的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