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到今天，民间一直流行着“张献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的故事。说张献忠是个杀人魔王，说他和他的军队以杀人为乐，占领成都后，派兵去府州县杀人，称为“草杀”；把掳掠来的人集中在一起，放獒犬去嗅，被嗅者抓出来就杀，称为“天杀”。他借开科取士之名，把四川的文人们骗到成都青羊宫和大慈寺，将其全部打杀。就这样，四川人被他杀绝了。于是才有清朝初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北肤施县(今延安)柳树涧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初十。当时，明朝将户口分为民籍、匠籍、灶籍、军籍等等。当兵者世代为军籍。张献忠祖先为军籍，到他父亲一代才脱离军籍务农。张献忠自幼家贫，读书不多，成年后曾在官府做捕快，后被革职，又投入军营当边兵。在军营中受人欺侮而行凶，差点被判死罪。鉴于他曾立过战功，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关入狱中。他出狱后，穷无所归，就投入了王嘉胤的造反部队。

明朝一代，陕西、山西、宁夏等省驻有许多防北方蒙古侵扰的军队，称为边兵，还有许多为边兵运输武器给养的驿卒。明末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边兵经常衣食无着。更有甚者，明末大量裁汰边兵、驿卒，这些人被裁汰后难为生计，只能铤而走险，再加上遇到饥荒年，官府丝毫不体恤民情，催交租税，引发民变，纷纷拉起队伍造反。王嘉胤的队伍就是这样起家并一天天壮大起来的。

张献忠相貌奇伟，面目微黄，声如巨雷，艺高力大，作战时剽勇果侠，屡立战功，在王嘉胤的指挥下自领一军，自称西营八大王。

崇祯三年(1630年)王嘉胤遇害，军队由张献忠统率。崇祯六年(1633年)，他首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奉节)等地。第二年二月，张献忠再次率军入川，由大昌(巫山北)、大宁(巫溪)一路打到保宁(阆中)、广元，因未能攻克这两地，四月就由达县、仪陇北上返回陕西。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湖北遭到明军主力围剿，多次失利，于十三年(1640年)四月第三次转战进入四川，经巫山、大昌、太平(万源)、保宁、剑阁、广元、绵州、梓潼、绵竹、什邡、安县、德阳、金堂、简州、资阳、荣昌、永川、泸州等县市，一路上“以走致敌”，所向披靡，拖得官军团团转,疲于奔命。当兵部尚书杨嗣昌带领官军入川追剿时，张献忠又乘隙“一日夜行三百里”飞驰出川，于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破了空虚的襄阳，杀了襄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在湖北称“西王”,陷黄州、武昌，将楚王朱华奎抓来沉于长江。12月，张献忠第四次攻入四川，次年春攻克夔州，6月克涪州(涪陵)，6月20日克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和巡抚陈士奇等“衣冠”、“士大夫”“一万余人”。8月9日，攻克成都。不久，正式建立大西国，年号大顺。

1645年春，清军从陕西入川攻打张献忠。一年后，张献忠撤出成都。1646年11月27日，张献忠遭人出卖被清军射杀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率领几十万大军转战十六年，几进几出四川，不知杀了多少人。明末学者顾炎武却说，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他进攻重庆时，曾放出话来，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一律处死，还将一些顽抗官兵的耳朵、鼻子割下来送到各州县，企图恐吓瓦解各州县的抵抗。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军队常“因岁饥，转掠富户”，凡遇反抗者，全部砍头。张献忠由造反起家，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忠于明朝的官僚、富户和文人认为他是贼寇窃取天下，暗地里纠集武装杀新官，张献忠则以更加严酷的手段进行镇压。他本来就对封建文人抱有偏见，开科取士时，又听说有人在青羊宫、大慈寺公开诽谤新政权，进行捣乱，于是又大开杀戒。

张献忠带着几十万军队，要军饷粮食；建立大西政权，要巩固，倘若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几十万军队饭碗咋解决？张献忠在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转战时，曾发公告“三年免租,一民不杀”。张献忠进川时，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子；向成都进军时特别下令：“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幼不留”，并先传“招降牌”，明令“倘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官兵降者不杀”。曾在张献忠营里待过的简州人傅迪吉的《五马先生传》和西方传教士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均详细记有大西军杀富抚民的史实。据《蜀碧》记载，四川的奴仆、佃农“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新都县农民还将藏匿田野间的知县捉送张献忠军营(《蜀记》)。义军在成都地区“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记事略》)。乾隆《涪州志》载，张献忠军队里“不蓄老弱，不携妇女，三日一检，不私橐金，良为悍寇”。他们是不贪财，不贪色，“饥则聚掠，饱则弃余”的“流寇”军队。

历史事实本来十分清楚，为何人们会将四川人口锐减全都归罪于张献忠呢？

查“张献忠洗四川”之类的故事源头，主要有这样几本书：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沈荀蔚的《蜀难叙略》、彭遵泗的《蜀碧》、费密的《荒书》、刘石溪的《蜀龟鉴》、欧阳直的《蜀乱》、孙骐的《蜀破镜》、毛奇龄的《后鉴录》和李馥荣的《滟滪囊》等。这些书大多是当时文人的私家著述，这些文人都仇恨张献忠，如《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本人就参加过张献忠的科举考试,虽未遭杀，但一直怀恨在心。这些文人多家境富裕，后又归顺了清王朝，当然不会说清兵杀人、吴三桂杀人，也不会说地主武装杀人，于是将罪责全部加给“贼寇”张献忠。他们还编了许多“草杀”、“天杀”、“开科杀士子”等似是而非的故事。毛奇龄甚至说张献忠一次就“草杀”了六亿九千九百万四川人，《明史·流贼传》照录，说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其实，明末四川只有人口三百万(《明史》)，中国历史上人口真正超过1亿，已经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事了。张献忠在四川，哪里能杀六亿人呢？有的文人还编出张献忠有“七杀碑”，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块张献忠的“圣谕碑”于20世纪考古时被发掘出来，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碑至今仍立在广汉市房湖公园,游人均可参观。

由于《明史》中有关张献忠生平记载多采自上述文人野史,而《明史》又是史籍中的“权威性”著作，后人纷纷以此书为证，于是“张献忠杀尽四川人”遂成铁案，文人如此说，老百姓也如此传。

不过，也有文人相对客观一些，《蜀警录》说：“大抵蜀人死于贼(兵灾)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口”；民国《南充县志》也指出，顺治十一二年后数年，“民之死于兵者半，(余下的)死于荒者半，死于虎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