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前，在蒋介石办公室里，杜聿明一口咬定郭汝瑰是共产党，理由是他过于清廉，连家里沙发都打着补丁。
却没成想，这告状不仅没成，反被蒋介石大骂驳斥：“难道我国府上下都是大蠹，只有共产党人才清廉吗？”
尽管蒋介石不认同自己的看法，但杜聿明并没有死心，之后一直找机会各种试探，甚至，临死前都在纠结郭汝瑰的身份。
那么，郭汝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杜聿明的怀疑究竟有何证据？
弃医从军去，不做亡国奴
1907年郭汝瑰原名郭如桂，出生在重庆铜梁县一个读书人家庭中。
由于出生之日恰好赶上科举进场，郭父希望这个婴儿将来能在科举场上博一个好功名，便取蟾宫折桂之意为他起名郭汝桂。
不过郭汝桂并没有按照其父一开始设定的路线发展。
1925年高中毕业郭汝桂在同济医学与黄埔二者之间几经犹豫后，和鲁迅先生一样得出了一条“学医不能拯救中国”的结论，遂决定报考黄埔，并在途中给自己改名为“郭汝瑰”。
1926年，郭汝瑰成功入学黄埔军校政治科，正式成为杜聿明的五期学弟。
虽然没赶上黄埔最为辉煌将星频出的前四期只入读了五期，不过倒是赶上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末期。
当时国共关系和睦且黄埔军校内共产党人出身的教员与工作人员不少，所以当时入学黄埔的学员都能得到一次在国共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
地主阶级出身的杜聿明由于厌恶“共产”就选择了三民主义路线的国民党，郭汝瑰则在拜读大量进步作品后选择了共产党，但却被党组织以需要进一步考察为由暂时拒绝了郭汝瑰的入党申请。
就在郭汝瑰入读黄埔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引得局势骤变，郭汝瑰也只得提前毕业离开黄埔军校回到四川在堂兄郭汝栋手下谋份差事做。
不过好在虽然当年白色恐怖遍布全国，但当时郭汝栋部尚且还算容共，所以不少国军中的共产党员都转移到四川活动。
郭汝瑰也借此积极与党组织接触，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郭汝瑰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确立了自己在中华民国的领袖地位。
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蒋介石向全国各地下发“清共”命令，为了防止郭汝瑰惨遭毒手并连累自己，郭汝栋只得劝郭汝瑰去日本留学暂避风波。
1930年冬天，郭汝瑰启程前往日本留学，与党组织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
1931年4月郭汝瑰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追随蒋百里蔡锷等先辈的脚步为祖国强军事业发奋学习。
然而，就在郭汝瑰入学日本陆士半年后，日本悍然挑起“九一八事变”，郭汝瑰平静的军校生涯也被骤然打断。
为了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径的愤慨与不满，郭汝瑰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提出退学申请。
面对日方一旦退学便不得恢复学籍的威胁，郭汝瑰依然坚持退学立誓不做亡国奴。
死战不退显本色，文韬武略建奇功
从日本陆士愤然退学回国后，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
在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陆大毕业后，又进入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把蒋介石“天子门生”的牌子足足刷了三遍。
也正是靠着这块“天子门生”的牌子，让郭汝瑰得到了不少来自蒋介石的青睐与信赖，得以有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为日后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937年5月，郭汝瑰出任第14师参谋长。
同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吹响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号角，一个月后淞沪会战也随之拉开序幕。
为了拱卫南京、保卫大上海，蒋介石从全国各地抽调百万生力军前往上海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以期阻止日军沿着长江一路长驱直入，而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师也在此次会战序列之中。
在连日的高强度作战下，42旅旅长曾粤汉由于长期精神紧张整个人变得宛如惊弓之鸟已经难以继续尽职。
可是由于42旅所辖防区战斗烈度大、部队伤亡率高，这42旅旅长职务也自然而然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最后只有郭汝瑰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面对危急的战情，郭汝瑰专门针对日军战术采取纵深防御战术。
将部队分别配置部署在前后两条战线上。一旦日军冲破第一条防线体力弹药大量消耗后，郭汝瑰便投入早已养精蓄锐休整完毕的预备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将日军赶出战壕。
每逢战事不利，郭汝瑰都会走出掩体亲自上阵为战士们加油打气。
就这样42旅成为了日军前进路上难以逾越的一道钢铁屏障，至9月19日撤出战壕时42旅所部八千余人此时仅剩两千人存活。
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上海并沿长江一路挺进攻克民国首都南京等一系列重镇，至1938年7月攻破九江后兵锋已是直指武汉。
为了保卫武汉，陈诚参照德国顾问的建议决定沿武汉周围修筑环形防御工事，像刺猬一样让日军无处下手。
这一计划看似处处皆有防备，无论日军想从何处下手都将遭遇巨大的阻力。
但是郭汝瑰却看出了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这道环形工事有一处节点被击破，那么所有守军便都要遭遇灭顶之灾。
数日后陈诚召集众将讨论部署咨询见解时，郭汝瑰指出环形防御部署方案存在被日军围歼的风险，并提出保卫武汉的战场不一定非得在武汉：
国军大可依托武汉附件的山地和长江天险进行梯次抵抗迟滞和杀伤日军，而日军一旦有迂回包抄的动向则可立即机动撤离跳出日军包围圈为日后的抗战保存有生力量。
不久后军事委员会下发《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容采纳了郭汝瑰的意见，明确指出：“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
在郭汝瑰的巧妙安排下，为了攻克日军花了足足四个月时间付出巨大的伤亡才拿下一座武汉空城。
此战不仅为国军保留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有效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彻底粉碎了日军最后一丝速战速决的期望，将日本拖入了消耗战的无底深渊。
1945年郭汝瑰从英国回国后出任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掌管全军建制，此后又升任掌管作战计划定制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
在蒋介石和陈诚的青睐下郭汝瑰的仕途一片顺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被一些心怀嫉妒的将领列入了陈诚麾下的“土木系十三太保”名单之中。
深处虎穴巧运作，覆灭蒋家百万兵
在日本投降后，郭汝瑰原本期待蒋介石可以遵守一开始和平建国的承诺带领中国人民从此摆脱战争苦难走向新未来。
然而奈何蒋介石一开始就打定了“假和平，真内战”的主意，日本还未投降就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意剿杀我党实现军事独裁。
在看破蒋介石的内战意图后，1945年5月郭汝瑰就与董必武进行了接触，提出想离开国民党去延安投身革命，却被董必武拒绝说他留在国民党中枢发挥的作用比在延安更大。
就这样时隔十五年终于与党组织恢复联系的郭汝瑰就这样成为了一颗我党钉在国民党中枢核心的一枚钉子。
在解放战争期间递出了一封封扭转战局的绝密情报，以至于有时候国军的作战计划郭汝瑰还未呈给蒋介石，便已经摆在了我军指挥员的案头上。
而郭汝瑰的黄埔学长杜聿明，也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了良好的指挥能力得到蒋介石重用。
从1945年起杜聿明先后在东北华东两大战场上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国军与我军展开交锋。
由于国军军事计划执行必须要得到国防部首肯，杜聿明和郭汝瑰打交道的时间也慢慢多了起来。
在研究军事计划时，杜聿明发现很多蒋介石签字、国防部下发的作战计划内容看似合理但却又处处暗藏风险。
在这些计划签字名单中郭汝瑰这个名字总是常常出现，长此以往让杜聿明不禁对郭汝瑰产生了怀疑。
在对郭汝瑰展开一番调查后，杜聿明惊奇地发现这位郭厅长不仅清廉到家里沙发有破洞不舍得换，而且还不喜欢整三妻四妾搞女人。
要说这家里沙发有破洞倒也不算新奇，毕竟陈诚为首的国军将领自一手做表面功夫装清廉的手段，但他们虽装得了清贫但是女人关总是过不了，可是郭汝瑰却在这方面极其洁身自好。
对郭汝瑰一直有所怀疑的杜聿明曾想过向蒋介石告状检举，
但是一来杜聿明军务实在过于繁忙，二来郭汝瑰身为蒋介石亲信，最后自己也确实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最后还是放弃了向蒋介石检举郭汝瑰。
1948年11月，我军主动出击拉开淮海战役序幕，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自知无能便将战役指挥事宜交给了刚从东北赶回来的杜聿明处理。
杜聿明在分析战场局势立刻明白这徐州乃是死地守不得，但是如若直接提出放弃徐州这一要冲，那蒋介石必然是不会答应的。
因此在给南京的报告中杜聿明采用折衷说法，想借进攻我中原战野军的名号瞒天过海玩一招金蝉脱壳。
面对杜聿明“暗度陈仓”的如意算盘郭汝瑰自然是不能让他如愿。
于是在向蒋介石作汇报时郭汝瑰一直强调徐州的重要性，利用蒋介石对徐州城与所谓“国际观瞻”的重视诱导蒋介石举棋不定驳回了杜聿明的计划。
就这样杜聿明集团数十万大军在蒋介石的错误指挥下连连失利最终在陈官庄一隅之地被全部消灭，而杜聿明也在一片兵败如山倒之中成了我军的俘虏。
此战过后国军精锐野战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再无逐鹿中原的资本，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也已成定局。
淮海战役结束后见全国解放已无悬念，郭汝瑰就向党组织提出想要脱离国民党回归组织。
但党组织最新指示却是要他想办法掌握一支部队，届时在西南发动起义为瓦解国军的西南防线发动关键一击。
接到中央指示后郭汝瑰四处走动，最终凭借自己多年攒下的人脉接下重建72军的任务并谋得72军军长的位置。
虽然只是个光杆司令，但是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郭汝瑰还是四处招兵买马走动关系凑齐了3个师的部队成功重建72军开赴四川。
1949年5月，郭汝瑰率部进驻四川宜宾一带，驻防承担起衔接“川陕防线”和“川鄂防线”的重任，期间甚至计划在蒋介石逃亡时，突袭重庆机场活捉蒋介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为未能实现。
12月10日，郭汝瑰在与我军代表接洽完成后率所部通电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虚妄计划。
在解放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先是在四川进行工作，随后又到南京军事学院做教育工作为我军培养军事人才。
1959年杜聿明也从功德林监狱特赦释放后参与解放战争战史编修工作并担任政协委员，因为工作原因杜聿明与郭汝瑰也有了新的往来。
解放后二人在一起时，杜聿明总问郭汝瑰他当年是不是共产党，但是由于保密工作原因郭汝瑰总是笑笑不说话，
直到1982年杜聿明临终时郭汝瑰来探望时，杜聿明依旧念念不忘地问他：“你当年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看着杜聿明苍白的脸色，郭汝瑰说了句：“我们只是政见不合”
